我们为什么要交税？
——个税申报引发的义务与权利之问
4月3日，阳光灿烂，武汉市地税局总经济师李光明，拿着刚刚统计出来的数据，神情也颇为灿烂。他告诉记者，截至个税申报的最后一天，武汉申报总人数为22985人，在中西部城市中处于领先位置，“成绩”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在此前，市地税局“掌握”的年薪超过12万的仅为5000—10000人。
当天，餐饮老板邓慧（化名）悠闲地坐在办公室里，正规划着另一个事业拓展计划。去年她在本地的餐饮业盈利情况良好，估计已经超过30万。“报税？我没有。我从来没给自己做过工资，就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吧。”与邓慧一样，很多私企老板并没有“个人收入”，但他们的日常消费都是从公司的资金中提取。“税务部门要想完全掌握我的个人所得情况比较难，除非他们‘想’到我了，并专门去银行、证券部门调取我的所有信息。”
据了解，在此次个税申报中，私营企业主表现不积极，武汉市仅有2000多名私营企业主申报个税。而截至2006年底，武汉市共有私营企业8.5万余户，个体工商户27万余户。社会上所质疑的，也正是这一部分难以监控的人——真正的高收入核心人群。
事实上，从今年1月1日开始实行“12万元以上年收入申报个人所得税”条例以来，各地都没有出现“踊跃申报个税”的场景。
1月5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成为武汉申报个税第一人。此后主动申报的人并不多。第一个月，到全市16个服务大厅申报的人数仅仅103人。到２月底也只有2600余人。进入３月份以后，才出现了申报进度加快的迹象，由3月中旬的每天300人到3月底的每天一两千人。
地税部门称，这表明随着宣传舆论力度的加大，一些纳税人经过等待观望和收入整理期后，开始理性面对。因为3月30日、31日是周末，国税总局还将个税申报期延至4月2日，但这两天并未出现申报“井喷”。
我们为什么要交税？
自行申报个税，与缴纳个人所得税一样，是2006年11月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法定义务。但个人缴纳所得税并非现代才有，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王莽时期”。
我国史书中记载的最早“所得税”叫“贡”。公元10年，王莽实行新政，征收所得税。规定说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曾征收的‘贡’税，实际已经很像现在的所得税征收办法。”中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院长庞凤喜说，但是封建社会很落后，“力做所得，不足以纳贡”，且因为官场腐朽、吏治贪污，“贡”税昙花一现。世界上所公认的“个人所得税”的历史起点，诞生于1799年的英国。
我国现在所说的个人所得税税种，是1950年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里提到的，规定要对薪资报酬所得征税，但当时并没有实施。
1980年后，国门渐开，很多外国人、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淘金，赚到各种各样的所得，以“个人所得”来征收课税便有了基础，这是当年开始征收个税的重要原因。庞凤喜说，当时开征个税的条件堪称天价——每月工资超过800元，而一般的中国公民的月工资只有30—50元，“个税”实际上主要变成成了对外籍人员的一个税种。
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收入渠道大大增加，赚钱途径越来越多，所得结构增加，个人所得提高。于是，1986年，国家开始征收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1987年，又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为的是调节贫富差距，炒及一时的“毛阿敏偷税”就是那个时期的事件。
所以，当时的中国同时存在三种所得税，这在结构上非常不合理。1993年国家对税法作修订，将那三种税进行了统一，称为“个人所得税”。
但是，我们凭什么要纳税呢？
财经作家易侠原为纳税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作为主人，如果中国的十几亿人都参与社会的管理，社会就会乱。怎么办？大伙儿一商量，干脆请个管家来给我们管理社会（国家）吧。这个管家就是政府。
管家得负责给大伙儿置办家具（城市建设），买菜做饭（屯田产粮），保卫安全（军队警察），这些都需要钱。于是，大伙儿一商量，按人头给管家支付管理费，让管家给大家改善生活。这个管理费就是国家税收，公民都必须交纳。
个人所得税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把修路、建桥、建医院等等事情交给了我们聘请的管家，我们的收入里面就有管家的功劳，所以，从我们的工资里抽去一小部分给管家是合理的。
“但是，任何问题都不能孤立地去看待，我们给管家钱是有条件的。管家是不是能够保证社会成员交税的平等性，是不是能够保证社会成员交的税和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成正比，是不是能够保证让最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感受到优质的服务并能够享受服务？如果他能够做好上述的三件事，大伙儿凭啥不给管家交税？即使管家不催，大伙儿都会抢着交给管家。”
义务与权利的不平衡
3月23日，神龙公司总经理刘卫东、副总经理华日曼一行来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税局，亲手递交了年收入过12万元的159人（其中有35名外籍专家）个税申报资料。
3月26日上午，信诚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的16名高级管理人员，来到武汉市地税局涉外税收管理局，集体递交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市地税局透露，已申报个税的人主要分布在金融、保险、电力、电信、高新技术产业及高校。其中，外资企业申报最为积极。
“公司的高管对于税务法律比较熟悉，他们很多有国外背景，受过国外自行申报个税的影响，认为纳税是应尽的义务。”信诚人寿湖北分公司财务部经理饶华伟介绍。
有国外背景者的积极申报除了法律意识，还因为在国外积极纳税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诸多好处。
Allen上周刚刚结束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同期拿到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蒙特利尔两年多的留学生活，让这个“武汉制造”的年轻人已经习惯同所有当地居民一样，自觉纳税，并享受福利。
“从我来到加拿大的第一天，我听得最多的一个单词就是税。就连租公寓，70多岁的房东老太太也颤巍巍地塞给我一张表格，说报税用的。每一笔收入和消费单据，我都必须妥善保存，以便报税算账。我的收入所得主要是奖学金，尽管政策规定奖学金可以免税，也必须申报，然后再退税。”
听说老家武汉正在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报税运动”，越洋电话那头的Allen并不惊讶。在他眼中，中国的税制早就该逐步完善，其终极目标是像发达国家一样实现高税收、高福利，现在经历“阵痛”也是意料之中。
尽管繁复的报税表格让人烦不胜烦，Allen却从不漏逃。一来，国外对主动报税非常严苛，一旦查出“耍心眼”的，信用卡、银行贷款等一切标志个人信誉的渠道，将全面冻结，直到你无法立足。另一方面，缴税之后，也确实能享受到高福利。
“你简直不能相信，我住的这个街区，有个移民妇女生了11个孩子，她就靠着孩子的牛奶金暴富（在加拿大生孩子都由政府掏钱买奶粉养活，补贴非常高），还开了门面，是这条街上最富有的人。”
去年圣诞节前，Allen生了两场病住进医院，不菲的医疗费到头来也没花几个钱，“身后有保险公司替我结账，因为我纳了税。”
Allen在国外主动报税，前提是社会保障已经相当健全且成熟。简言之，获得的税后权利或者说是福利，与纳税付出是对等的。可在国内，尽管相关条例也给出了权利条款，实际操作中却还是显出不平衡。
税务专家汪康懋也认同，国外纳税人意识之所以强，主要是因为在一些发达国家，纳税人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而且还享有很多优惠政策。从总体上看，中国个税申报情况不乐观，凸显出个人所得税自身的一些局限。
庞凤喜教授认为，从税收体制上看，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国外很少采用的纯粹分类所得税制，对由税法列举的工薪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所得，分类征收。虽然征收简便、节省了征收费用，但最大问题是极易使收入相同者由于所得来源不同而导致税收负担不同。
目前，由于个人收入来源与形式的多样性，收入性质、收入分配原则的复杂性，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灵活性等因素影响，许多收入极易因税法真空等而造成漏税、避税情况。尤其是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者，容易钻空子，这对于其它守法的纳税人不公平。
“《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但是，既然是义务，就应该有相应的权利。但公民看得见的用在自己身上的权利却较少，……”庞凤喜认为，在这方面，中国还在转轨过程中，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但从纳税做起，从报税做起，是一个好的开端，权利、权益会随之而来。
以前，缴了多少个税是本糊涂账，因为没有完税证明。据报道，某地一单位曾经希望引入上海某高校的一个博士，在协商引入条件时，对方提出一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单位每年要为其提供个人纳税凭证以方便出入境。当该单位与相关部门协商时，却发觉这个要求在国内却很难落实，于是“引博计划”流产。现在，这一现象正逐步消失。武汉市地税局介绍，上月底，武汉地税部门向700多家单位、13万多名职工，寄送了2006年度的个税完税证明。这些个人，正是纳入“监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