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生活的家庭标本
“武重在大多数第三代子弟心里，并没有留下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感情。即使有一天，它从这里搬走，我也不会觉得生活从此残缺。维系我与大院感情的，除了全家上下十几口武重职工，大概就只有这套3万块钱买的福利房。”
平凡的世界
冬冬捏着鼻子灌下一大碗黑乎乎的汤药，苦得直往嘴巴里面塞葡萄。“这个月22号就要去台湾学习交流，脸上的痘痘还没有完全消，中药都抓了好几副了。”妈妈邱高萍给女儿添了一碗清火的绿豆汤，有些着急地嘀咕。
王德矛脸色微醺地歪在沙发上，听着娘俩叽叽喳喳，偶尔插句话。他刚把“的士”交班回来吃完晚饭，时间还不到7点。
晚上，厂里一个女同事兴致勃勃跑来串门——邱高萍夫妻俩前不久刚拍了一套结婚25周年的婚纱照。在武重这个相对封闭的工业社区，个人的婚纱照被上升为了一件集体分享的物品。尽管拍照只用了300多块钱，仍差不多是邱高萍小半个月的工资。
大家看到兴头上，邱高萍又从里屋抱出一大摞珍藏版影集，桌上桌下摊了一地。翻老照片是全家的大乐子之一。女同事草草数过后惊呼，“天哪，你们家的影集册子居然攒了16本！照片比钞票还多，都通货膨胀了。”
“看看看，渡江！我小时候每年都跟着爸爸去试渡，这是武重的传统项目，可惜没参加过一回正式渡江。”冬冬翻出一张旧照片，只见一排穿裤衩的男人齐刷刷站在镜头前，其中一个是略微发福的王德矛。
在另一张毕业照上，年轻的王德矛穿着一件军装，英武挺拔，站在前排的邱高萍扎着两条短辫，穿一件格子春装，流露出那个年代女生特有的淳朴美。
照片上打出的一条横幅充满着时代气息：“分手就要在眼前，挽手更觉革命友谊亲”。照片上的日期是1976年7月。
“他们的‘来电史’我都背得烂熟了。”冬冬坏笑。话说照完那张合影后，王德矛与邱高萍并未“分手”，而是一同下放到了钟祥农村。那一年，他们18岁。
1980年，两人回城。双方父母都是武重建厂的第一代职工，冬冬的爷爷还曾被派往苏联学习机床制造技术。王德矛与邱高萍以大院第二代子弟身份进武重当工人，也就顺理成章。“那时候能进武重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大院子弟，一种是有权有势走后门的。”
到冬冬头上，这个庞大的家庭已经繁衍到了第三代。奶奶、外婆两大家子算起来，在武重上班的职工足有十多人。冬冬的伯伯、姑妈、叔叔、姨妈、舅舅，也几乎全在这座大院长大、上学、工作、成家，并一待几十年。
“就算是现在，武重职工找对象基本靠‘内部消化’的状况，跟几十年前我父母那个时候比起来并没有多大改善，不外乎总是甲师傅的儿子娶了乙师傅的姑娘。每个人的每天8小时都在机器旁度过，没有社会圈子，也基本交不到外面的朋友，想讨个外面的老婆或者嫁出去，除非你走出这里。”冬冬觉得这挺悲哀的。
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注意到，身边武钢、武锅等重工企业的同学，也过着跟她大同小异的生活。“武钢的嫁给武钢的，武锅的嫁给武锅的。”
冬冬打趣长辈们说，我们家一窝子都是武重的，聚在一起开个职工代表大会都够了。
大院
“快点快点，李师傅你家儿子峰峰从3楼掉下来了！”当李桂芝努力从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中听清楚同事说的话，脸色煞白地拔腿就从车间往家里跑。
3岁的峰峰因为看《少林寺》“走火入魔”，偷偷爬上大院工地的一座在建房子，学着李连杰的pose从3楼跳了下来……
送往医院抢救的路上，摔断腿的峰峰不仅一滴眼泪没掉，还跟妈妈检讨是自己“功夫”没练到家。“要不为什么别人跳下来都没事，就我摔断了腿呢？”李桂芝抱着儿子嚎啕大哭说，“傻儿子，电视里面演的都是假的啊！”
据说，这件事情当年在大院影响非常大。因为峰峰是1978年刚实施计划生育出生的“特保儿”，厂里上上下下的领导还到医院去探望过。作为同事，冬冬的爸爸妈妈对此事也记忆犹新，那时候他们还没结婚，也没有冬冬。
后来峰峰上中学，电视里热播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李桂芝就再也不敢让儿子看了。
如今，峰峰的女儿都有3岁了。26年前缝针的那道疤，成了他最深刻的大院“勋章”。
冬冬小时候不喜欢和院里的男孩子玩。尽管是独生子女，冬冬的童年并不觉得孤单，大院里的孩子实在太多了。每天上学，没走两步就到了，放学写完作业，就跟一群小姐妹跳橡皮筋，丢沙包，跳房子。个子高占便宜，冬冬跳皮筋能跳到第7关——1关到脚踝，2关到膝盖，3关到屁股，4关到腰，5关到胸，6关到脖子，7关得举过头顶跳。
谁家电视里的《花仙子》或者《一休哥》开始了，小伙伴们就搬小板凳扎堆一起看。
冬天最深刻的记忆是洗澡。每次洗澡，妈妈都要带着她排一个多小时的长队，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吩咐孩子们排队，小伙伴们一手提着脸盆，一手拿着毛巾，排着排着就玩起了过家家，等大人回过神来，队伍排成了一锅粥……
夏天的傍晚，妈妈下班还会从厂里带些红糖冰块回来，用饭盒或者水杯装着。那是车间给工人准备的消暑品，妈妈舍不得吃，小心装着带回家给冬冬吃。
冬冬的奶奶姜佰春从厂里退休后，在子弟小学门口摆了个小推车，卖汽水和零食。与其说是为了谋生，倒不如说是为了看住上小学的3个孙子（女）。每天一下课，冬冬就飞奔到奶奶的汽水摊翻零食吃，把班上的孩子羡慕得口水流了一地。
今天，已经75岁的姜佰春仍守在子弟小学门口，一边卖豆皮、炒粉，一边看管她的重孙子（冬冬二姑妈的外孙）。老人家隔一段日子就要到汉正街去进点副食，除了卖早点，还设了个小卖部。
六一的时候，老太太给每个小孙子、重孙都发了100块钱红包。过年的时候也发，上了班的孙子都有份，也是一人100块。都是她卖副食一点一点攒的体己钱。
小学六年级时，冬冬花10块钱买了一盘港台歌手的合辑磁带，认识了赵咏华、刘若英等明星。这是她的第一次流行消费。上初中，陈慧琳火了，她舍不得再花钱，找同学借磁带来听听就很满足。
而在同一时期，大院外面的一些孩子，正挂着爱华、索尼的随身听，哼着李玟的《好心情》，跳着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步。
初中语文老师孙玉茹教过冬冬的叔叔、冬冬的表姐，然后又教冬冬。武重大院里的子弟小学或者中学，几代人由一个老师“经手”的故事一大堆。孙老师说，冬冬是他们家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比她爸爸、叔叔读书强多了。
走出“四街坊”
为了能抢到一间16平米的油毛毡小平房，冬冬的爸爸王德矛付出了一颗门牙的代价。
刚结婚那阵，听说厂里腾出了一排平房，一些新婚夫妇都去抢，王德矛与一名同事大打出手，被打掉了一颗门牙。“要不是打架把事情闹大了，可能一直都分不到房子。”
记事以后，冬冬以为她所生活的世界就是由一些“街坊”组成，就如她所住的武重四街坊，一大排住户共用一个厕所。
妈妈在厨房里用砖砌了一个灶台，上面摆碗筷，下面养鸡生蛋。有一只黄母鸡极其凶悍，常常吓得冬冬不敢回家。
王德矛和妻子在门前支起一个小摊，早晚卖点拉面、烧烤贴补家用。“突然觉得吃了多年的大锅饭不是那么香了，我们不得不考虑另谋出路。”邱高萍形容当时的处境说。王德矛还抽空去学了驾照，夜里帮人挑土开的士。
就是在这间用门牙换来的房子里，冬冬一直住到了初中毕业。王德矛从未觉得如此辛苦过。白天上8小时班，下班后马不停蹄接车，一直跑到凌晨4点交班，草草眯上两个钟头，跟着又去厂里上早班。“厂里很多人都在外面兼差，的士司机一大堆都是武重的职工。”
冬冬很清楚地记得，初中毕业时，爸爸从武重买断下岗了。拿着早点夜宵摊攒下的一点积蓄，加上亲友的拼凑，他买了一辆出租车，转行职业的哥。
王德矛戏称，自己的称呼实在太多。先是武重“模型铸造车间的王师傅”，后来是“开摩的的王师傅”，“买断下岗的王师傅”，“卖凉面的王师傅”，“卖烧烤的王师傅”，现在是“的哥王师傅”。
他很难挑出自己最在意哪一个，或者哪一个最触动他关于往事的神经。这条50岁的四川汉子淡淡地吐着烟雾说，我不穿那身蓝工作服在机床堆里打滚已经蛮多年了。
后来厂里实行房改，四街坊的小屋被拆掉，冬冬一家人搬到位于中北路东亭的武重明珠苑。“如果不是被迫下海跑的士，我们根本买不起现在的房子。”邱高萍感叹说。算上工龄和福利，这套房只花了3万块钱。
站在80平米的新房，冬冬兴奋地抱着妈妈说：“我终于再也不用跟别人共集体厕所了。”
“纽巴伦”帮
搬进新房的那天，冬冬接到了市重点高中武汉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她考了560分，超过了重点线12分。
武重子弟中学跟她一批中考的有150个职工子弟。2个考进了省实验、武汉中学录了3个、十四中4个，那年考上重点高中出来的，统共十来个。其他的孩子有少数进了普高，或者中专，还有的在厂里技校学习技工，继续顺着几代人的脚印留在武重当工人。
“直到上高中，同学问我家住哪里，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武重的孩子。那之前的15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生活的大院，同学都是武重子弟，谁会问你从哪来啊？”冬冬笑。
这里的同学再也不是武重的工人子弟了，同学的父母中，有民营老板，有政府官员……“小时候我觉得经理就是最大的官，概念中能赚大钱的那种（大款）。结果高中班上比经理官大的家长一大堆。”
冬冬说，大院的生活很简单，同学的父母都互相是同事，所以也不会去攀比谁家条件好当大官什么的。
王德矛开玩笑插嘴说，什么不会攀比？只不过外面的孩子比的是你爸爸当经理、他爸爸是局长，武重大院的小孩子打架时，一个指着另一个的鼻子说，“你爸爸只是个班长，我爸爸是工长，我爸爸管你爸爸！”王德矛末了加一句，“我是工长。”
豁然开朗的世界，冬冬第一次听说什么是真维斯，什么是自由鸟。“班上很多有钱同学都穿纽巴伦（New Balance）的运动鞋，还成立了纽巴伦帮。”
高二那年，妈妈背着她花176块钱给她买了平生第一件名牌货——李宁的运动鞋。冬冬还埋怨妈妈乱花钱。“我喜欢穿运动服，从小到大都这样穿。武重的子弟极少穿什么名牌，也没那个意识。”
第三代的背影
今年24岁的冬冬，正在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攻读法学硕士。22日，她要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参加一个海峡两岸大学生的交流活动。以后，她可能还会游走到离武重更远的地方。
街坊们啧啧地说，就算扒遍武重全厂2000余职工的孩子，混到冬冬这份出息的，也是凤毛麟角。
邱高萍的脸上浮现出很满足的笑意。夹着一丝得意。冬冬去台湾，成了全家族的年度风光大事。
峰峰也是最终没有留在武重大院的第三代子弟中的一个。尽管他们都在这里出生、上学、长大。这些年，峰峰做过服装生意，也在政府部门待过，就是没想过回去当工人的一天。
冬冬说，其实现在武重并不好进，她一个初中男同学的父亲不幸出了工伤身亡，该同学才破例被允许顶职上去的。对外招人，武重对学历的要求也非常高。
峰峰不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进武重的子弟幼儿园，他要让她离开大院，上外面最好的幼儿园。李桂芝说，“上，一定要上，孙女每学期500块钱的赞助费我来凑。”
身为武重社区居委会主任，李桂芝对方圆3854户武重职工住户了如指掌。“这个社区在册的一共有8954个人，没有外来户，是武重职工最集中的居住区。但第三代子弟陆陆续续都奔出去了，我当年也是给我儿子在外面买的商品房。”
赴台临行之前，冬冬给记者发来一封邮件，她说：
“武重在大多数第三代子弟心里，并没有留下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感情。即使有一天，它从这里搬走，我也不会觉得生活从此残缺。维系我与大院感情的，除了全家上下十几口武重职工，大概就只有这套3万块钱买的福利房。”
“要说对武重的留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只是很习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就像我最喜欢看的《平凡的世界》的书名，在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平凡圈子里，静静地享受简单。所以这种感觉也只是一种习惯，习惯于它的方便，于是渐渐地也产生了感情，就像我同样很喜欢武汉这座城市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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