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都无法拒绝自己的出生，也无法拒绝他所生活的时代。
    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里，我们选取70 年代出生的年轻企业家作样本，他们是年轻一代的财富偶像，从他们的众生相上，我们看见了时代的影子。
    来自武汉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创业轨迹各有不同，性格脾气迥异，但在这些小有成就的年轻企业家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质：1，有自己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2，能够自我激励；3，有很端正的工作态度，做事相当认真；4，有相当强烈的创新欲望和创新精神及悟性；5，有一种坚忍不拔、永不言弃的毅力。
    有人说，70 年代的人的价值观是迷惘的。从小学课本到五讲四美三热爱，从听张海迪事迹演讲到对越自卫反击战英模报告会，后来这个价值观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走
向市场经济的滚滚车轮，一同沉淀在车后的历史尘烟中。
    先是批判帝国主义，后是承认自己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大潮夹着万元户、十大杰出青年和福布斯排行榜贯穿了这代人的学生时代。先丢下《读
者》，接着丢下《演讲与口才》，再丢下《商界》，最后拾起《销售与市场》，拿起《福布斯》，然后面对书店里满墙的哈佛MBA、麦肯锡案例，是那样的“乱花渐欲迷人眼”。
    正如武汉嘉禾集团总裁钱俊雄坦言，70年代这批人是矛盾的，欠缺了50、60 年代人流露的那种特殊的气质和理念。这个理念包括着多重含义：理想，使命感，执着，信仰……
    这种矛盾与他们缺乏思想营养滋润有关。他们成长的关键时期———80 至90 年代这段时间，中西文化和观念的碰撞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无所适从，他们精神强悍却又思想单纯，更多的时候，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
    所幸的是，这七位财富偶像，比记者所想象的务实得多，他们并不奢侈，余震彦去北京读EMBA 是和司机两人一起住经济型酒店，钱俊雄到现在还是开着一辆本田上班，尽管他的钱买宝马是小菜一碟。王学海平时最喜欢吃的是四块钱一碗的兰州拉面。他们此时的节省与捐助公益事业的一掷千金相比，我们能够惊喜的发现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他们为同样年轻的我们树立了一个道德标杆。
    采访中，记者听见他们最多的思考是，如何将企业做成百年老店，让基业长青，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来源于对自身不满足的挑战，对自身极限的追求。所以他们或侧重于传统企业的整合创新，或模仿国际企业做好后发优势，或挖掘自己的管理不足，或开创新的盈利模式，这些尝试有成功有失败，有血有泪。在肖凯旋几乎掉光头发的脑袋上，可以见证这些艰难的探索。
    然而这些年轻的企业家，要想在中国的商业社会获得真正的话语权，路还漫长；他们的企业还过多于依赖个人的人格力量，但成熟企业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和机制，而不是领导个人。这些，对于他们，将是一道不能绕过的山脊梁。
    生于70 年代的商业精英们缺乏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信仰和精神理念，要想创立一家基业常青的企业，创始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理念，比如美国微软的比尔·盖茨，香港的李嘉诚，他们都拥有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坚定信念，他们并不是为一个看得见的目标而奋斗，更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这一点，恰恰是这些年轻一代创业者所匮乏的，这代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有待加强，他们还欠缺“商道”精神的思考。
    纵向比，这些年轻一代企业家们，他们鲜有苦难给予的滋养，缺乏前辈商人的厚重与忧患意识；横向，他们企业的规模与浙商、粤商相比还不够大，积累的财富还不够，更关键的是，他们的影响力还局限在湖北。
    但毕竟，他们又是幸福的，单纯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企业本身，多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锐，这种新锐与机遇结合起来，使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积累了他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把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他们明白，每一个岛屿都不是孤立的，奉献与回报同样重要。
    路在脚下。7 位年轻偶像的成功尽管只是表明他们在创业初期的成就，并不一定预示他们日后事业的必然成功，但他们永不言弃的努力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当然，受采访时间及信息搜集渠道的限制，还有更多的70 年代富豪未出现在这次报道里。他们和这7 个人在一起，是这个城市一股新兴的力量。
    武汉的腾飞需要他们。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