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节，刘敏和朋友一起抽着5块钱一包的烟，打着5分的红中赖子杠，“一搓就是三天三夜”，那几天的“魔鬼训练”让他对红中赖子杠产生了感情。
　　那一年年底，一个叫“赖子山庄”的本地游戏网站上线，招牌菜就是红中赖子杠，而刘敏是这个游戏网站的投资人。
　　刘敏说，自己是个麻将爱好者，打红中赖子杠的人喜欢什么感觉，他最清楚——“要的就是杠开和金顶的那个快感！”，他把自己的感受让技术人员做进游戏里，让大家在网络上身临其境的。
　　“赖子山庄”运营的第一个月，红中赖子杠在线玩家还不到100人。但在今年9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赖子山庄”同时最高在线人数已经由当时的100人，增长为超过25000人。刘敏说，“不论你有钱没钱，你能同时找到两万多个志同道合的战友，你甚至不需要1张桌子4个椅子，不用为拉不到三个‘铁角’担心。”
　　不光是赖子山庄，在QQ游戏的麻将频道，红中赖子杠亦受到追捧，最高同时在线人数突破3万人，以武汉麻将为基础建立的QQ家族数以百计。11月7日晚9时，记者在QQ游戏频道看到，武汉麻将专区的在线人数为20871人，在地方麻将中仅次于老牌的四川麻将。
　　在刘敏看来，网络游戏降低玩家的参与门槛，为武汉麻将规则的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只是他从经营角度作出的一种感叹。红中赖子杠规则的确立，本身就是武汉麻将得以迅速推广的原因，它影响着网上麻将人群的扩大。
　　红中赖子杠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余笑予的答案是：“活啊！武汉麻将打得最活了！”
　　72岁的余笑予是本土知名导演，圈内爱打麻将人士，两个经典段子曾被演员田克兢收进独角戏《打麻将》中。他对武汉麻将“活”的更进一步解释是：小胡能成大胡，就像把白水变成鸡汤。只要有几个红中，便能局面大开；没出来的牌，每张都有可能扭转形势。
　　小品《招聘》里的“老板娘”、武汉电视台都市茶座栏目主创人员尹北琛，有时会跟随剧团“南征北战”，每到一地如果时间允许，也都会试试当地麻将的“口味”。“经过无数奇怪打法后，我还是喜欢武汉麻将，哪里的麻将都没武汉麻将过瘾。”尹北琛说，“因为我喜欢变幻无穷的东西。”
　　刘敏的赖子游戏中心也有其他城市麻将的专区，对比之下他觉得红中赖子杠有三大特征：一、中国麻将之王：变化性超强，玩法刺激，条条大路通大胡；二、平衡性好：没有绝对的强势牌，起手牌不占决定性；三、强调人的决策能力：心理素质非常重要。
　　从技术性更强的角度考虑，有着20年麻将经历的武汉一家企业高管胡志高（应要求，作化名处理）分析说，武汉麻将最大的特点在于不确定性的增强——因为有了赖子，它改变了整个100多张牌的布局，仔细来考量，武汉麻将中的赖子使每一种牌由4张都变成了8张，这种布局的变化，使牌局出现无限多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带来意外惊喜。
　　胡志高也打过外地一些地方的麻将，“多数比较死板，如同早期的湖北麻将一样。”有的地方麻将也有赖子，但武汉麻将却将赖子的功能发挥得淋离尽致——可以用它来开杠，而且是一杠就是按双倍算，这无疑更增强了不确定性。在一场牌中，错过了一次机会，很快又有新的机会产生，武汉麻将的这种规则，也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心态：求新、求变。
　　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对技术的要求更加降低，对火气的要求更高。胡志高说，如果说在红中赖子杠时代以前，技术和火气是四六开的话，现在已经接近二八开了。从麻将本身而言，对技术门槛要求的降低，是现在很多人爱玩红中赖子杠的重要原因——头天学，第二天就可跟人上场了。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正如刘敏所言，网上参与者的扩大也影响着现实玩家的增多。大四学生周琪，第一次接触武汉麻将就是在网络上，一年下来她的QQ麻将积分已经超过10万分。就在最近，她开始在现实中出击，跟朋友们线下一战，“战绩不错，基本上吃喝玩都是他们买了单”。

 

 

　　田克兢说自己这两年工作忙，没时间打麻将，他坦言打麻将给他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了平时生活中很难了解的朋友。“牌桌上才能真的看清一个人。”田克兢说，有些人平时不言不语，上了桌子蛮“尖”，“裹筋”，有些争执说说也就算了，非要较劲到底，只是几块钱的事，弄得非常不愉快，这样的人就很没意思。
　　在真正享受麻将的人看来，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盯住下家，看住上家，四个人在桌上互相制约。一位麻坛高手受访时说，这个游戏体现的是每个人之间的公平竞争，这种感觉是其他的娱乐方式很难找到的。所以，真正的高手并不喜欢跟水平不相当的人一起玩，有一个人水平差就会打乱这种平衡，少了这种制约，破坏了氛围，娱乐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多年的麻将经验，让胡志高越来越觉得“牌品如人品”这个判断的正确性。在他看来，一场麻将下来，刚好可以检验这一个人的为人——因为这是一种竞争，而且是涉及利益的竞争，在竞争中个人固有的东西就会在牌桌上展现出来。一旦进入状态，个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就会很自然的流露出来，这个时候个人的状态也最为真实。
　　“所以能够长期在一起打麻将的人，往往能够成为现实中合作的伙伴。”胡志高说，而第一次打麻将的时候，则可以充分观察这个人能不能真正做朋友。就他的观察看来，牌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往往能相对准确地折射着现实生活。
　　比如，有些人在打麻将的时候，经常怪别人出错牌，这种人在现实的工作、生活中，在出现一些问题之后，遇事不找主观原因，往往也是喜欢怪罪别人。
　　有时在牌桌上，某一个人在整大胡且杠了很多杠，而其他三家都是屁胡或尚未开口，这时候未开口的人应当尽可能开口或拿红中“干滋”一下，提高底数让屁胡者尽快胡牌，以免自己背上大胡。在牌桌上就要学会这种放弃与牺牲，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要么是没有能力作出这种判断，要么是在现实中是个比较固执的人，不够灵活，或者说不顾“大局”，往往只在狭小的视野范围内，看中个人一时的利益，时常因小失大。
　　打麻将应该把握好一个度，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去打，“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如果不顾自己的条件，跟别人打大麻将，输多赢少。这同样与现实生活一样，当你根本不具备某一能力的时候，却非要去完成某一任务，往往成功比失败的机会少。
　　长期的麻坛经历下来，胡志高觉得每个人都是在赢心理。他举出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人习惯在长时间不胡牌后“摸风”，难道“摸风”之后自己的牌真的会好些吗，其实并不尽然，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有了一些重新再来的信心。就如同生活中做事不顺的时候，转化一下思路，找点事变化一下生活节奏。这种改变，往往给生活带来转机。

 

　　胡适爱打麻将，他这样描述摸着麻将张子的感觉：“指头的质感，半猜半中的那种快感，超过了所有的扑克牌。”中国近代文人流行的生活方式，就是写字、看书和打牌，梁启超是一边摸麻将，一边写文章，徐志摩、郁达夫也是个中高手。
　　都说麻将是一种文化，到底有没有文化？不同层面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华中科大中文系研究当代娱乐文化的李姓教授说，现代娱乐文化的模式，与好来坞的大片的制作方式相同，都有固定的模式，然后追随时代的发展，在模式上增加新的元素。武汉麻将也是如此，其实清代以后，麻将就成熟了，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推动它的前进。
　　武汉麻将近20年来的演变中，规则大的变动产生了六七次，每一次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外地麻将的个性特征。武汉麻将红中赖子杠规则的确立，与城市的文化性格也有关系。李教授说，武汉人善于创新，相对于别的城市而言更追求某种刺激性和反常性。近代，武汉有辛亥革命作为反常性的代表，古代，武汉文化也有“不服周”的典故——这些都体现了武汉人的求新与弄奇。
　　麻坛高手胡志高觉得，这种新的规则，也重新清理了牌局上的秩序，过去打麻将可以死盯，可以不进攻，死守不放冲以免丢分，但新的规则逼迫你必须进攻，而且要快速进攻，拼速度、拼机会——正如现代社会快节奏之下的经营之道：快鱼吃慢鱼。
　　打过广东麻将的李教授说，广东麻将以自我为本位，一家放冲一家胡，你做错了你就承担，你收获了你得利，不承担连带责任。而武汉麻将就不同，武汉麻将中有很强的成本意识：赢三家，输一家。以小博大，这和经济学投入产出的思想并不太一致，而是具有很强的投机心理。
　　李教授觉得，武汉麻将的演变也体现了武汉作为省会城市，在文化上一种对潮流的引领。荆门、宜昌等武汉周边地区的麻将打法全是跟着武汉走的，武汉人大多都有周边的亲戚，荆门来的人一打牌，说“哟嗬，你们这里又出了新的打法？”马上就会跟着学，然后回去教会周围人形成的新规则。这也是一种压力——大都市人自豪的心理，迫使武汉人不断创新，不断领先。
　　更多人审视“麻将文化”，还是体现在人上面。李教授也说，麻将也是人与人关系的反映。外表温文尔雅，其实腹内藏刀。在和风细雨中，凸现刀光剑影——卡张子、破坏、封路，这是一种东方的人际关系。
　　年逾70的余笑予说，全国各地都喜欢打麻将，还创造了那么多种打法。为什么？因为麻将跟人生有太多相通的地方。麻将有屁胡、大胡之分，人生也一样。有的人，一辈子做这个、做那个，也有“胡”的时候，不过多半是“屁胡”，也没有多大的意思。排戏也是，有的一年搞十几个，都是“屁胡”。我是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搞“大胡”的。

 

 

　　尽管尹北琛在受访时说到了很多麻将的乐趣，但她特别强调麻将爱好者放正心态。她的一个好朋友，白天一上班就嚷嚷着，要领导把一天的工作全安排在上午，因为她“下午都约好了”。到现在，一个高知女性，主任级教师，婚离了，孩子不管了，工作也不想做了，“都是因为太沉迷麻将”。
　　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只是轻重不同而已。即将演出的喜剧《杠上开花》中，很多素材体现着打麻将引发的问题，而这些又全都来源于生活。
　　对于长期打麻将给生理上带来的影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科黄朝云教授有着很深的感触。他所接触到因打麻将而引起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从40岁到80岁，各年龄层都有。有人打着打着麻将，突然无声无息地滑到了桌子底下；还有的，一紧张突然就倒在地上，抽搐、口吐白沫甚至昏迷。他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个40多岁的病人，虽然患有癫痫病，但平时几乎不发作，和常人无异。但却因为在麻将桌上突然的兴奋和紧张，导致癫痫发作，被直接送到医院好几次。
　　在他看来，麻将桌上情绪的变化易引起生理上的反应。比如，长期紧张、兴奋，有可能患上高血压，进而造成突发性脑血管病变。如果长期“手气”不佳，还极容易导致人的情绪烦躁和焦虑，影响家庭和个人生活质量。
　　除了对个人的影响，麻将的盛行更会影响到社会。几个月前，湖北省及武汉市纪委分别下达干部“禁赌令”，禁止党员干部参与麻将等带彩赌博。武汉市宣布“五项禁令”，前两条都是针对党员干部中的 “麻将爱好者”：不准与亲属之外的人员进行“带彩”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得在工作时间、公共场所与亲属进行“带彩”麻将、玩扑克等各类娱乐活动。
　　武汉市纪委党风室副主任张声义受访时说，首先，打麻将影响工作，说是消遣，但经常一打就是半夜，第二天如何能集中精力工作呢？其次，影响党政机关的形象，让老百姓产生不信任感；此外，党政干部打麻将，极容易影响他人，影响社会风气。
　　实施禁赌近三个月来，武汉市纪委会同市公安局，抓到了一些逆风而上的典型并进行了通报：
　　蔡甸区区委常委刘某，近年来经常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在饭店、会所等处与私营企业主和管理服务对象打麻将，从“带彩”娱乐开始，逐渐演变成赌博，在赌博中赢得30余万元。目前，此人因严重经济问题，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硚口区检察院检查委员会委员袁某和建设局党委书记王某，2005年10月至2006年2月间，多次与某公司经理张某、个体户连某等人赌博打麻将，并在今年2月引发一起刑事案件。袁某、王某二人均因赌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将被免去职务。
　　蔡甸区五公中学校长刘某，2000年到2005年间，共贪污、挪用公款9万元，借款20万元，大部分用于赌博和买彩票，其中赌博输了19万。刘某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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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声义副主任说，根据目前的反应，党政领导干部中，已经很少发现再有打麻将和赌博现象，整个机关风气有了很大改观，“有些人原来还小打了娱乐一下，现在都害怕了、不敢了。”
    一位在武汉政法部门工作的处级干部，受访时拿出上级下发的“禁赌卡”说，以前总有朋友来约打牌，碍于情面不好推脱，现在这张小卡片刚好成了“档箭牌”。另一位某政府机关的王姓干部也说，自从禁麻以后，看书和研究工作的时间多了，陪家人的时间也多了，家庭关系更加和睦了。
　　另外，经过集中整治，武汉市内大小棋牌室生意明显变差。汉口一家营业面积300平米的的咖啡馆，曾经以麻将包房吸引客人，如今迅速转向做起了餐馆，生意也逐渐恢复正常。
　　多名社会学家受访时认为，禁止党员干部带彩麻将参与赌博很有必要，有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有利于促进干部的廉洁。另一方面，也可使麻将回归到本身的娱乐价值上来——少一些赌气，多一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