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诉说他们的感情？

 

　　几乎每个被采访到的情感栏目记者、主持人，都毫不担心“有没有人说”这个问题。
　　《楚天金报》开辟情感讲述栏目是在2001年，在这个栏目做记者的周新回忆说，“当时我们有一个热线记录本，由热线人员先记清楚打电话进来的倾诉者的姓名、联系方式，每天至少有三十多个。我自己的呼机号也留在了报纸上，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到100多条留言。”
　　《楚天都市报》记者张庆也说，该报“讲述”专栏一出，当天就收到很多市民的反馈。“我的呼机最多只能保留二十来条留言，结果每天只能不停地删，不然一会就挤爆了。”
　　因为这种火爆，金报还在2002年元旦的时候增加了一个倾诉版，叫“非常男女”。“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我们只能有选择性地挑，尽量选故事多一点的人，或者他们的故事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
　　对采访过的倾诉者，《武汉晨报》记者樊南方大致归了个类：“女人、生意人、家庭主妇、高级知识分子来倾诉的比较多。这当中，知识分子是情感高危人群，他们十分要面子，往往家庭破裂了离了婚，也依然住在同一屋檐下，以维持尊严。”
　　周新根据他的接触来看，愿意来倾诉的人，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时刻处于几乎崩溃的状态。他们并不一定是不幸，但很痛苦。20%的为学生群体，白领也大致占到20%，生意人也比较多，因为他们不是很忙，能经常看报。年龄层在30岁左右的占到50%，40岁左右的虽然没那么多，但是他们的困惑更具有代表性，他们都是婚姻多年，孩子大了，两口子寂寞了，没有共同语言。■

 

他们为什么要说？

 

　　历来被视为极其私密的情感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在曝光率极高的媒体、电台一吐为快？
　　樊南方更愿意将原因归结于“安全”，媒体记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陌生人，相比较而言，告诉身边的人更有可能存在隐私泄露问题，告诉媒体反而更隐秘。“只有心里憋屈又没地方倾诉的人才会来找我。因为他们会害怕，如果跟身边的人说，会到处传播。报纸这么有传播性，为什么她（他）反而还相信记者？除了我们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跟陌生人说话，往往最安全。而且传播也是匿名的。”
　　有一回，一个女人从她老公的电脑文档上，无意牵出了一个惊天秘密——这个女人是医院的年轻护士，男人离过婚。因为男人性格、职业都不错，收入也高，她就嫁了。婚后的生活一直风调雨顺，男人朝九晚五，从不寻花问柳。直到那一天，她在老公电脑文档中发现了60多张女人的裸照。每一个，都是曾经跟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其中甚至包括这位妻子以及前妻。“妻子的震惊可想而知，但她能对谁说呢？当她把光盘拿到我的办公室时，我看后沉默良久都说不出来。”
　　樊南方的观点刚好也与一些社会学学者的研究相吻合：当隐私或情感封闭到一定程度时，人就会有一种宣泄的欲望。如果这种欲望受到压制，便会积郁于心，成为一种心灵的郁结，于是他们需要倾诉，需要宣泄。
　　武汉音乐台《今晚我和你》的主持人亚新，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需要引导的人实在太多。而在现阶段，大家对心理医生还不是很亲近，而媒体的公信力，往往使之成为人们情感求助的主要对象。”
　　一位突遭未婚夫反悔而面临窘境的女子打电话给亚新，已是泣不成声，“我不想再活下去，我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亚新反问：“不相信任何人，为什么还打电话给我？”经过主持人的分析，女孩对两人交往中假装看不见的蛛丝马迹进行回顾，并对自身反省，最后她长吁一口气：“原来事情没我想象的那么痛苦，谢谢你。”

 

情感栏目风行的背后

 

 每天晚上10点，只要没事情，公务员李明都会守在收音机旁，听简然的《今夜不寂寞》。“当我还在乡下时，就迷上了这个节目。那时很贫穷，听节目成了我唯一的心灵慰籍。后来我入伍了，再后来成了一名公务员，我发现自己后来走的很多路，都和节目中有人倾诉的事情相似。能一步步走过来，这个节目一直鼓励着我，是我不可缺少的力量。”
　　《今夜不寂寞》开播不久后，举行了一场听众见面会，当时只准备了200人的会场，结果来了4000人。这是节目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有研究者认为，情感倾诉类栏目之所以火爆，因为它们“点中了人的心灵穴道”。听众把节目当成自己心灵的一面镜子，在别人的事情里重新认识了自己。另一方面，人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心的秘密和渴望，在听节目时也在疏导自己的感觉。有时心里不开心，朦朦胧胧，通过听别人的倾诉，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周新说，金报的“百味人生”栏目及情感金刊在高校很受欢迎，是因为学生把它当成了情感营养餐。“我们所受的正统教育中，没有人告诉我们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该怎样做。他们能够在别人的倾诉、记者手记中，明白一些道理。”所以，从2004年4月份开始，栏目组还走进高校，举办情感课堂，很受学生的追捧。
  张庆也经常收到读者的短信留言或电话，他们关注的内容大致多是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谈看倾诉的感受，表达愤怒或同情；第二种是想帮助文章中的弱者，替他找工作等；第三种是想认识未婚或离异的主人公，想要联系方式结交，甚至直接表示想娶想嫁；第四种是表达对记者的喜爱，和记者分享阅读时的眼泪和感动；第五种是批评记者的立场观点。
　　总之，看这类故事，读者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得到共鸣，而诉说的形式也满足了不少人窥探别人隐私的欲望。

 
重复与故事的真实性

 

　　1月26日，周新遭遇了很难过的一天。
　　清晨六点多钟，一位老读者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当天见报的倾诉稿件《城外“风景”把我带到情感的岔路口》和楚天都市报记者毕云写的“故事一样”。
　　“不会吧？这么巧？难道……1月12日接待董丹怡（化名）的情景重现眼前：看似平静的表情，在我发问时流露出的挣扎，怕触及伦理道德话题时的胆怯和小心翼翼，说及自己婚外情时内疚又理所当然的矛盾，叙述到末尾时终于忍不住的痛哭……她的情绪那样真实，叙述理性与感情交集，以我五年的接待经验，我可以肯定她不属于来讲一个假故事的读者！难道她同时约了其他报社的记者？我拨通了董丹怡的电话，她证实了我的疑问。在向我倾诉以后，犹豫了四天，她始终做不到按我的建议放下那段不该有的感情，萌生了再找一名女记者谈谈的想法。没想到两家报纸会把她的故事安排在同一天见报。”
　　周新说，其实，像这样的尴尬事，他已经是第二次遇到了。2006年8月11日，有名58岁的读者上午找我谈他的人生经历，下午又找了另一家媒体的记者。可想而知，见报那天他的手机有多烫手。从那以后，他就很注意在接待倾诉人时，“不经意”地带上一句：“你还约见了别的记者吗？”孰料，还是出现了这类事。
　　这样的尴尬还在其次，更多的时候，因为倾诉者都是匿名，读者还会质疑故事的真实性。
　　“1月26日的事情，很多读者就说是编的，但是你们想想，我怎么可能和都市报编得一模一样？再说了，编一次可以应付，长期编有那么多素材吗？”
　　对于这个问题，樊南方也耿直地拍着胸脯：“我不敢说这种事情没有，但至少我绝对没有编造。要知道，生活的创造力，要远远高于人类的想象能力。”
　　张庆也说得很真诚。“讲述的故事肯定以讲述者的真实表述为主，但出于对读者的考虑，我们会做一些善意的淡化处理。很多事实太残酷，社会影响不好。还有当时讲述时，讲述者用很过激的言语，我们会删除。”
　　生活的原生态是最戏剧性的，根本不用夸张。特别曲折的故事我还不太愿意写，容易沉溺于情节而忽略情感，我更愿意选择一些朴实动人的真实感情故事，在我们身边就能发生的。让人记得住的好电视剧，往往不是最能抖包袱的，而都是最感动人心的。
　　我的文字会有我自己的判断，因为听得多了。很多人信誓旦旦的‘痴情’，在我的数据库里比较，很冷静地知道他属于哪个级别的，写的时候会有分寸；而有些人不善于表达，但那份情感的难得是深撼我心的，我会浓墨重彩地描述。”

 

记者们的个人状态

 

　　相信很多人对“尚能之死”和“罗刚事件”仍有深刻的印象。
　　1997年8月19日傍晚，被誉为“长沙第一嘴”的湖南经济广播电台《夜渡心河》节目主持人尚能，以特有的方式为自己短暂的人生划上了句号。这是我国继上海、北京之后全国发生的第三起谈心节目主持人自杀事件。
　　2003年2月，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心灵之约》栏目的著名主持人罗刚，因为在节目中的“三分钟无奈和失语”，被迫离职。
　　类似事件的发生，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起情感记者（主持人）的生活状态。很多人担心，常年承受人们痛苦的倾诉，他们会不会也变得悲观，情绪容易出问题。
　　张庆说，“还好，我天生与陌生人有一种距离感，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卷入其中，是很好的倾听者。我每次采访回来，稿子写完就完了，这一段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不会反复与人讨论情节或引起较大情绪波动。我属于挺叛逆、不拘一格的人，思维比较冷静，不属于热乎劲儿的‘知心大姐’类型。”
　　每天工作的时候，生活在别人的故事里，当那么多痛苦悲观的爱情密集地呈现在眼前，樊南方也会一连难过很多天。“但是，医生每天都要面对大批罹患癌症的病人，他是不是也要成天怀疑自己有病呢，还是该深深庆幸，自己至今很健康。”
　　周新则说，有受到影响，但却是正面的。“听多了，人会变得很宽容。发现世俗中很多平时很困扰的事情，其实都不必太在意。我也经常和老婆说起这些。”
　　从2006年元月1日到现在，简然从来都没歇过，每天要上节目，即使出差也三次和台里连线。
　　“你不累吗？”
　　“确实很辛苦，而且每天晚上都不能跟家人一起晚餐，凌晨两、三点回去。但因为是喜欢的，肯定会放弃很多东西，也不觉得是一种累。这么多年了，跟听众建立了感情。经常某一天就冷不丁地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和我们节目一起成长的。听到这些，你就觉得很满足，好像跟他们一起走过了很长的岁月。还有很多热心的司机朋友，晚上就在台门口守着，等我们下班，送我们回家。
　　我也有困惑，不知道还能够坚持多长时间，人难免有个三病两痛的。有时候，发高烧上节目，我也不避讳，跟听众说自己病了，别说太刺激我的事情啊，听众也很体谅我。有时候挺伤感的，因为终归有一天会跟大家说再见，那时，我肯定会有很严重的失衡感，毕竟放在工作上的时间，比放在私人生活上时间更长。但那一天，我的忠实听众也老了，我想，他们该拄着拐杖来跟我送别了。”
     周新说，他和差不多1/10的倾诉者成了朋友，经常会对他们做一些回访，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希望每个来倾诉的人，即使他来的时候很痛苦，但希望和他聊完后的那一刻，他脸上有笑容，希望自己能够给他们带去健康积极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