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佩多罗·阿莫多瓦、萨缪尔·杰克逊等来自不同国度的电影人,各自舒展着他们独特的身姿,共同组成一幅气势无敌的画面。

5月17日,戛纳电影节60岁了。
每年这个时候,世界各地的大牌电影人、职业电影爱好者,就像虔诚的信徒一样,都涌向了戛纳这个圣地。尽管柏林、威尼斯等地也是全球电影文化的秀场,但远不及戛纳的艺术影响力。
从1945年开始,这里就是艺术电影的标杆。1959年,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以一部自传体影片《四百击》,赢得了戛纳最佳导演奖,并成为反对电影制片人独裁、商业明星专制的标志,将导演的创作地位确定下来,以至于很多年后,人们把1959年的戛纳称为法国电影的复兴年,或者“新浪潮年”,把《400击》在戛纳的成功视为“新浪潮”运动的标志。
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成功,也给喜欢电影的人们指出一条阳光大道:拍一部好电影,到戛纳一鸣惊人!意大利的德·西卡、美国的佛朗西斯·科波拉,都走上了这样一条成名之路。日本导演黑泽明、德国导演文德斯,也通过戛纳奠定了艺术大师的地位。
1993年,中国导演陈凯歌,携带着作为当代中国艺术成就最高的影片《霸王别姬》,夺得了金棕榈大奖,打开了中国电影走进戛纳的局面;1994年,美国青年昆汀,用《低俗小说》中的非好莱坞化的语言,为美国独立电影杀开一条血路;1997年,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用《樱桃的滋味》,将伊朗电影的清风吹入西方世界,让朴素的西亚影像在国际影坛大行其道;2000年,丹麦电影怪杰拉斯·冯·特尔则凭借《黑暗中的舞者》,狂舞至金棕榈之峰,并掀起了最后一场反对大片体制的运动。
应该说,直到新世纪之前,戛纳电影节达到了艺术性的巅峰时刻。但从此之后,因为受到电影营销手段的多样化、以及凭借高科技而霸占了世界各国银幕的好莱坞式大片的影响,戛纳电影节对艺术性似乎出现审美疲劳。
在参赛电影中,好莱坞式的大制作越来越多,而小成本的文艺片就显得逊色多了,尤其是在质量上,显得不如人意。2001年以后的金棕榈作品,几乎没有哪一部能够媲美前半个世纪的获奖佳作。2003年,以反思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大象》爆冷夺冠,该届戛纳被认为是在艺术影片与商业影片的持久较量中,一向自视清高的艺术片落了下风;2004年,抨击美国总统布什的《华氏911》以及表现爱尔兰独立战争的《风吹稻浪》,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正像一位影评人所说的:“强调时政寓意,会弱化电影本体的艺术品质。”
与参赛艺术片的“波澜不惊”相比,来戛纳做营销的大制作参展电影,一部比一部热闹。当着全球的新闻媒体,搞一次风光无限的场外秀多么诱人。美国大制作《特洛伊》、《指环王》等,都曾在戛纳电影节两个电影大厅同时放映,还组织帅男靓女的超级巨星与观众见面。中国电影人也乐于将这里当作推销影片的堂会,却不料曾留下一个大笑柄,就是“成也凯歌,败也凯歌”的陈大导演的《无级》。
今年,除了“映像作家”大卫·芬奇导演的《十二宫》等少数不错的影片,戛纳一样成了商业影片和大牌明星“秀”的胜地。
一向对艺术电影扶持有加的戛纳,现在也向电影娱乐化作了妥协,是要吸引一切类型的电影,而不仅仅是“作家电影”。
或许,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明了戛纳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就像本届电影节海报表现的那样:王家卫、佩多罗·阿莫多瓦、萨缪尔·杰克逊等来自不同国度的电影人,各自舒展着他们独特的身姿,共同组成一幅气势无敌的画面。
中国电影在戛纳
1956年第9届戛纳电影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派出电影代表团去戛纳,进行观摩与交流,当时带队的团长是执导过《渔光曲》的导演蔡楚生,这次电影节中国并没有选出影片参赛。
1959年,香港情色片大导演李翰祥的《荡发与圣女》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角逐戛纳最高大奖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