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人码头，是我给伊斯坦布尔起的绰号。
  从金角湾到加拉塔桥，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左岸到右岸，伊斯坦布尔到处是海，到处有轮渡码头，到处是钓鱼的伊斯坦布尔人。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刮风下雨，不管在海边、船头还是桥上。
  到了周末，钓鱼的人多得有点夸张，加拉塔桥上两边塞满钓竿，平均间隔不足一米，去的稍晚根本占不到位置。
  靠近桥的地方人多，那就尽管往前走吧，长长的海岸线，总有人少的地方。隔个三五十米，就有钓竿出租。不过，出租钓竿的生意人显然更注重个人休闲，他们人手一竿，自己先钓得不亦乐乎，有时候甚至对生意不管不顾。如果在鱼儿上钩的当口来了主顾问租价，他们肯定不予理睬。
  伊斯坦布尔的“渔民”最讨厌的不是天气，而是船只。由于加拉塔桥下往来船只频繁，在主航道上方放下钓线的人们就必须时刻提防船只的到来。经过大船时，如果手脚不够利索，收不上线来，这钓竿没准一下就被扯坏了。而我担心的却是那些坐船的人：钓线细如毛发，根本看不见，如果钓线上的倒刺鱼钩和铅坠从高处抛下，那可颇具杀伤力。要是哪个不老实的倒霉船客突然冒出头来，那可如何是好？奇怪的是，天天如此，也没听说谁被从天而降的钓钩刺伤的逸闻。
  真正的渔民总是要到周末的傍晚才出现。他们身着传统服装，开船来到海峡岸边的鱼市旁，以船为店，叫卖现烤的鱼排三明治，老远就能听得到铁板上烤鱼噼里啪啦的声响，也能嗅得到带着海腥味的烤鱼香气。天色渐渐暗下来，海风大了，海浪也大，小船剧烈地左右摇晃着。我很惊奇烤鱼的人、叫卖的人和收钱的人，居然都镇定自若，四平八稳。看来，这才是专业渔民的职业素质。
　　
库尔德人的流散史

  在土耳其东南部的田间小镇，一眼就能认出标准的库尔德人。
  老年男子围着红色方格头巾，穿着宽档窄脚裤子；女人则根据年龄不同，穿着的色彩差异颇大。有的戴紫蓝色的头巾，穿着同样颜色的小袄，在瓦蓝的天空下格外动人；有的则全身墨黑，连面孔，甚至眼睛都要遮挡起来。
  库尔德人的孩子都长得那么漂亮。虽然往往外表脏兮兮的，但眼睛永远清澈。
  或许如一些成功的库尔德人所说，他们大多从小不学无术，头脑简单，但我宁可相信，那不是他们的错，那是环境的错，大人的错。如果有一天战争真的降临，这些孩子的心灵必定遭受最重的创伤。真不敢想象，那时候，他们的眼睛会是怎样的颜色。
  这个在全世界有3000万人口的民族，似乎早就被人类遗忘。
  库尔德人，翻开他们的历史，是悲惨的流散史。更严格的讲，这个在中东地区存在了数千年的游牧民族，这个排在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之后的中东第四大主体民族，竟然没有一部属于自己民族的完整历史，竟然从来没有成立过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他们至今分散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等国的边境山地。其中，在土耳其境内分布最多，达到1200万。
  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地位依然很低，甚至不能在身份证上注明他们的民族。长久以来，库尔德人被政府当局称为“山地土耳其人”。学校里也只教授土耳其语，而不允许教授库尔德语。许多库尔德人在外头的世界打拼，混出了模样也不敢声张自己库尔德人的背景。
  库尔德女人的命运就更不幸。在子嗣众多的一般库尔德家庭中，她们往往是最早的辍学者，几乎没有人可以完成8年的基础教育学业，甚至很多上了岁数的库尔德妇女根本不会说土耳其语。她们担负着田间耕作，家务操持和生产生育的重任，是最主要的劳动力。
　　
警察局墙上的遗像

  在土耳其东南部的6天，我们一行人就被偷两次。3人遭受较大损失，其中我损失最小，我心爱的巧思旁轴相机被盗贼拿走了。离开仅20分钟，我们的车便被砸了，后坐上的包被拿走，贼人顺手也牵走了我想他并不识货的小相机。
  土耳其东南部治安差，是这次亲身体会。由于属于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区，那里的很多省份都常年实行军管。平时尚且经常发生些针对警察、军人的暴力事件，更何况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我们四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老外在市区招摇过市，的确惹眼。
  3天之内在两个省两进警察局，录口供，也算一份难得的经历。土耳其警察态度和蔼，办案认真，对外国友人格外照顾，但就是破不了案。其实，丢了东西我们也自认倒霉，没打算他们能找回来。他最后小声向我们交底说，他已经和地面上的黑道人物交底了，考虑到我们是外国记者，让小偷尽快把偷去的机票还回来。言下之意，丢的钱他就无能为力了，着实让我愕然。可最后也没人把机票退回来，显然职业道德很差。
  我在警局里还注意到，每个警局的墙上几乎都有一排烈士的遗像。锡洛皮是个只有六七万人口的小镇，在过去5年里就死了5名警察，而迪亚巴克尔警察局里最新的牺牲者就在3个月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