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村：这儿比上海好多了

 

　　上海村因为上海银行而得名。步行街上海村弄口的工商银行，解放前是上海银行的武汉分行，紧挨着银行的上海村，在当时是银行职员的宿舍。
　　1952年1月6日，王世桢作为一个“练习生”从上海银行总行调到武汉分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愿意再回去了”，今年92岁的王老说。
　　王老是安徽人，在上海长大，从19岁开始，他就住在上海村，如今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人了，只不过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还带着些许下江人的尾音。
　　他说，武汉的“石库门”一般都比上海的宽敞，1982年回上海老家的时候，发现那里跟走的时候变化不大，还是那么乱，那么窄。同是“团结户”，上海的里弄平均一个人才住5、6个平方，而在武汉他一家三口住大几十平方的屋子，而且单位就在弄口，多舒服！
　　王老言语间带着些得意。其实当时住在上海村的人大多是像王老这样的银行职员，在那个时候也都算得上是“白领”，而且近一半的人是从上海过来的，不免带着一些“洋派头”：出门三两步都要叫黄包车、吃西餐、跳社交舞……王老今年都92了，现在还经常出去跳“探戈”，家人拦都拦不住，他经常趁着家人午睡的时候偷偷“溜”出去跳，前几年还办过舞蹈班，他说他的舞，是在上海的时候跟英国人学的。
　　解放后，因为公私合营，上海银行就没有了，变成了人民银行。王老由上海银行武汉分行的经理变成了人民银行的一名职员。“工资一下子降了很多，原来铺张惯了的，感觉钱都不够用，只好把积蓄往里面贴。 一下子没有了优越感，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过老实日子。也正是如此，我一辈子都没有失过业”。
　　那个历史变动、泥沙俱下的年代，没落的八旗子弟行动言语中依然带着不可一世；上海 的“老克腊”比比皆是，不甘心，不接受由风头浪尖摔落下去的现实，但是在武汉，落魄的日子让人哭过后抹把泪，接着学会了生活，也许真的是武汉这个城市够实在。
　　王老说，虽然现在上海的发展不可同日而语，“2002年回去过一次，发现原来的里弄住户现在都搬到浦东去了”，但是在上海村住了50多年，辉煌以及低落的日子都留在了这里，已经离不开了。

 

 

　　宁波里一头接着步行街，一头接着保成路，是一个比较大的里弄。它在当时是“四明银行”的宿舍，四明银行是宁波人开的，所以起名“宁波里”。
　　跟上海村一样，当时住在这里的也都是银行职员，生活体面，说话斯文。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生长在宁波里的人回忆他小时候的生活。他说，那时候的宁波里宽阔幽静，因为住的都是地道的宁波人，不少家里请有娘姨（相当于现在的保姆），为他们烧饭洗衣。
　　他回忆起在宁波里“过早”：封炉子、烧煤、做泡饭、吃泡饭、各式各样的酱菜……
这一切都透露着江南人的细心和琐碎，以一种小心翼翼过日子的姿态在这里存在着、生活着。
　　还有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绅士淑女、里弄周围早已退下“神坛”的高级商场、饭店，在当时不停地撩拨着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
　　他回忆道，在巷子对面就是冠生园——有名的广东餐馆，卖广式点心，什么叉烧肉、鸡粥、鸡汁大包，干点有琪马酥、鸡仔饼，价格都奇贵。餐馆旁边是国际理发厅，漂亮的玻璃大门，霓虹灯把店名照得一闪一闪，门边大大的转灯不停地旋转，显示出店子的气派，进进出出的都衣冠楚楚，光光亮亮。再过去是中心百货商店、璇宫饭店、海陆饭店……
　　巷子的左边是扬子饭店。也是当时颇为高级的饭店，小时候没进去过，不知道怎么个高级法。三年自然灾害时物质紧张，有一段时间搞货币回笼，卖高价食品，开放了几家餐馆卖高级餐，这扬子饭店的餐厅就是一家。每天吃饭的人站队排长龙，从楼上站到楼下，排到宁波里内，穿过巷头到巷尾，还要转弯到保成路。卖的东西那叫“高级”：一根油条3毛、一个欢喜砣5毛、一盘菜1块5……现在看来这个价格很便宜，可别忘了那是在50年前——这个价格是当时平价的10倍还转弯。
　　有一次里面传出噼哩啪啦的声音，大家好奇，上去一看，一些食客正用板凳在桌上敲打什么：原来上了一盘毛蚶，许多人不识吃，剥不开，又不甘心浪费，手头又没有合适的工具，于是抄起板凳就砸，你砸我也砸，此起彼落，服务员拦也拦不住，第二天贴出通告：设备损坏，停业一星期……
　　现在的宁波里只剩下小部分还有居民在住着。不过，我想，这些人里面就算有以前宁波人的后代，也不会像他们的长辈那样生活了。就像这“宁波里·女人大世界”一样，他们的“内核”也早已经被武汉同化，泡饭、娘姨已经成了回忆。

9 7 3 1 2 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