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是复活节，这接下来的一周被称为“圣周”。在这个基督教的大节日里，教徒们以他们一贯的静默的方式庆祝着、纪念着，不张扬，却丝毫不减其虔诚。
在历史上，武汉曾经有过几十个教堂，那是侵略者意欲在文化上征服中国的产物。现在，这些带着强烈异国风情的建筑在武汉已经所剩不多，但是仍然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需要它，只不过这种需要不再带有侵略的色彩。
这是武汉这样一个市井城市中，最接近上帝的地方。
荣光堂：后来荣耀大过先前
黄石路29号，荣光堂。它原本叫做“格非堂”，是为了纪念最早来武汉的传教士，英国人杨格非诞辰100周年和来华传教70周年而建。
杨格非最先到的是上海。那时正值太平天国末期，一批传教士跟随笃信基督的洪仁玕抵达“天京”，并取得了在起义区自由传教的“诏旨”，杨格非就在其中。
但是那时的天平天国气数将尽 ，洪仁玕的“出山”也没有带来多大的转机——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而早在1861年，杨格非就怀着对太平天国的失望，携妻儿从上海来到汉口。据说，他一来到汉口，便认为“这里是最理想的工作地区”。他在武汉不厌其烦地向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先后在花楼街和昙花林的戈甲营买地，兴办教堂、医院以及学校。
杨格非在武汉呆了57年，也孜孜不倦地传播了57年的“上帝福音”。后来终于得了个“终身成就奖”——“华中宣教之父”的称号。杨格非在他80多岁的时候回到了英国，不久溘然长辞，他在逝世前的几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仍都献给中国”，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中写到：“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真不知道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情。”
1932年，格非堂竣工，在当时是汉口最好的基督教礼拜堂，1951年改名为“荣光堂”。经历了战争、动乱的教堂回归平静后总是伤痕累累，就在去年荣光堂进行了一次修葺。据接待处的人介绍，修葺后整个格局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不过是些常规的加固，还新建了一座钟楼。
现在这个哥特式的建筑依然是红砖红瓦，淡然而朴实的样子。因为不是礼拜日的缘故，礼堂内部空无一人，气氛安静清恬，就如《圣经》所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将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上海路天主堂：武汉最大的教堂
上海路天主教堂，又叫“圣约瑟”天主堂，是武汉最大的教堂。
1876年，一个叫做“明维笃”的意大利传教士用清廷战败的赔款在当时的汉口怡和路修建了一座教堂，那就是现在的“圣约瑟”天主教堂。
离很远就看见教堂门口的横幅：“耶稣复活，哈肋路亚”。在门口，一位挂着“义工”胸牌的教友拦住了我，说要参观的话，他可以带着我去，但是一般人是不能擅自闯入的。从教堂侧门进入教堂，在他的要求下，我把手机给关掉了。
很气派的一座天主教堂，总共能容纳1500多人同时做礼拜。正面是一个大的祭台，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祭台，耶稣12位门徒的塑像排列在两边。据这位教友介绍说，这12位门徒的塑像在每个地方、每位的相貌特征也不尽相同，各地教堂是根据自己对这12位“殉道者”的理解来雕塑的。
据说跟国外的比起来这个教堂只能算是小教堂。那么可想而知，国外的教堂该是怎样一种更加宏大的气势。
这位教友说自己并非生而信教，信奉天主有那么一点“歪打正着”的意味：他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招聘业务员，他在简历“宗教信仰”一栏填上了“天主教”，其时的他对天主教是一知半解，后来几乎是十选一的录取比例，他很幸运地被录取了。原来他的老板是个台湾人，本身也是天主教徒，看到了他写的信仰天主教，就决定录取他。面试的时候，这个台湾人告诉他说，如果你信仰天主教，德行一定坏不到哪里去。后来他就开始真正接触天主教，并成了一名信徒，“其实，那个时候知道自己被录取的原因，我有点惭愧”。
整个介绍过程中，他几乎没有一点想要说服我信仰上帝的意思，只是谈着自己对天主教的理解和感悟。我想当时的传教士肯定与现在大相径庭——不遗余力、唾沫横飞地想要把上帝“塞”给你，现在不知道是因为对人失望了，还是宗教信仰真正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