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墓：桑梓之地的“大总统”
2007年5月29日，阴，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内。
这是片名副其实的“桑梓之地”，背靠桂子山，紧邻着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园。从该院走进去沿缓坡上到最高处，就能看到“土公山”上的“黎元洪大总统之墓”了。毕竟是做过大总统的人，遮天蔽日的树丛里，那墓冢显得相当气派，据说在当时应该是“国葬”的标准了。
同行的一位华师历史系老师说，这个墓只是一个衣冠冢，其实那里面是空的。
1928年6月，黎元洪因患脑溢血在天津逝世，终年65岁。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辛亥革命党人章太炎为黎撰《大总统黎公碑》，但是该碑当时没有来得及立。文革中，黎元洪的墓遭到了毁坏，遗骸也不知所终。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武汉市人民政府拨专款将墓迁入土公山山顶，1984年武汉市政府又拨款维修。2000年清明节，重修了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墓，并立由章太炎所撰的《大总统黎公碑》碑文于墓后。此后的黎元洪墓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一个朋友说，他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他的所谓“投身革命”是被逼无奈，而非主动走向“共和”的。他生性懦弱，当所有革命党人要求他走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子时，他居然躲在桌下（一说床下），连连推脱，说：“莫害我，莫害我！”……
但他却是中国历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上无法绕得开的一个人物。对，他不是“挺身而出”，但是事实上，当时也只有他出面才能稳住阵脚。形势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由不得他不愿意。所以，现在想来，其实他又何辜？有那么一句话“不能苛求古人”，况且他就任总统后，对革命是全力支持、义无反顾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又有谁看见了他的坚决？
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这位历史老师给我讲了个有关黎元洪的小插曲：据说，他当上总统后，曾经想要把他的家乡话——黄陂话定为全国的通用语言，“要是真那样，现在的普通话就是黄陂话了！”
我心中一个激灵：还好没有。
郝梦龄烈士墓：武汉的“黄花岗”
2007年6月2日，多云，卓刀泉伏虎山西北麓。
在卓刀泉经多次打听后才知道，现在要上伏虎山，就只有一条路：从位于珞瑜路的林科院穿进去，便是了。其实掩埋于此的“忠骨”不仅仅是郝梦龄一位，这里是“辛亥烈士墓群”，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士，有一部分长眠于此，这里被称为武汉的“黄花岗”。
但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所不同的是，伏虎山是座比较荒凉的山，周围被一圈儿的楼房包围住，平时甚少有人来。
之所以要重点提及郝梦龄，是因为从确切意义上来说，他并不能算是“辛亥革命”烈士，他是抗日英雄，是真正为民族而牺牲的。他当年写好遗书北上抗日的举动，以及战争相持紧要关头的那句“只有牺牲，我死国活，我活国死，谁后退我枪毙谁，我后退你们枪毙我”，现在想起来都让人为之动容。
忻口一役，郝梦龄身先士卒。1937年10月24日，当他和另外一位将军刘家麒的灵柩运抵大智门火车站（今汉口车站路老火车站），4000余名军政要人及武汉市民，前往迎接英灵。追悼会上，数千人前去哀悼，花圈都摆不下灵堂，全市下半旗致哀。
那种场面，现在真的就只能想象了。而今的烈士墓只剩下了荒凉，墓碑前一个不知什么时候的花圈残败地倒在那里。拾级而上，在烈士墓前三鞠躬后，抬头看见墓碑周围的石墩上写满了“忠”字，心中泛起一阵苦意。
陈友谅墓：被“三楚之风”遗忘的角落
2007年6月3日，晴转多云，长江大桥武昌引桥下。
从桥头堡下去，在汉阳门广场旁有一条小巷子，名为“黄鹤楼道”，依傍着龟山而建，巷子两边全部是错错落落的老房子。因为是周末，这一带俨然成了露天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唱戏的、打牌的……热闹归热闹，不过说实话，这周围的环境的确不怎么好。
